河北力争到2020年煤企减至20家以内

[xxxv] 然而，我国相关立法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宪法第49条第2款、第3款分别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责任、奉献等有益的文化价值。

但也有些很隐蔽的违法之处，例如，通过章程规定，凡未婚生育者，当年起停止本人股红分配，直至接受计生部门处理完毕办理好结婚登记手续后，次月才能恢复本人股红分配……[6]这种情形也是一种对于婚姻自由的破坏。（一）宪法规范的基础：家庭事务的公权力介入 自古以来，家庭是中国的治理工具之一，换言之，家庭富有严密的内部结构，以亲情、伦理为依托，承担着维护秩序甚至稳定社会的功能。[9]参见许志雄：《制度性保障》，《月旦法学教室》（3）（公法学篇），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第78页。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性保障适宜作为一种补充性、辅助性的宪法论据。可以说，1954年宪法所确定的家庭形象与个人紧密相连，家庭价值依附于个体价值诉求之上。

[6]黄某某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洲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6民终5336号。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宪法规范的原初意蕴，结合实践中所出现的规范异化现象，探究受保护的家庭规范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若产生负外部性，则不应属于地方性事务。

可见，外溢效应（正外部性）不是规范制定权层级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必然阻止立法职权的下放。[xl]我国各地与这些事务有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沈阳市建设市场准入与违规处理规定》《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乌鲁木齐市寄递物流安全管理条例》《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青海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湖南省通信条例》等。此时，若外部性为正，则该事务仍然归属于地方性事务。其中，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以及使供给效率最大化的权力分配方式。

州际贸易条款主要指《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的规定，也即国会有权管理合众国与外国、各州以及印第安部落之间的贸易。[xliii]例如，《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本市设立地方金融组织，从事相关金融业务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相应行政许可…… [xliv]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章规定了疫情的报告、通报和公布制度，而地方立法通常仅规定疫情报告制度，不涉及疫情的通报和公布。

（二）单一制国家立法权分配的规定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主要区别在于单一制下的地方不具有宪法上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单一制国家的纵向权力分配模式与联邦制一定存在根本不同。以上分层次的权限设定体现了不同立法事务地方性程度的差异，而竞合立法权的制度设计则蕴含动态调整央地立法事权的可能性。这两个要求相互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那么其含义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冯兴元：《财政联邦制：政府竞争的秩序框架》，《制度经济学研究》2011年第1期。

统治类事务的识别采用的是事务领域分类法，而其他不属于统治类事务的条文，则不宜再以事务领域进行划分。地方政府认为有中央政府托底，会有恃无恐，不当扩大举债规模，最终造成公地悲剧。维护市场统一则与法制统一具有天然的联系，全国统一的市场必然需要全国统一的法制。[xxxvii]各地通常通过居住证等制度来分配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

若要进一步具体化，一种可行思路是模仿日本法模式，主要依靠各个领域单行法的规定来认定地方性事务。而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大小以及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则关系着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属于地方治理效能原则的范畴。

分值分布从1至7，分数越高则意味着该领域法律的统一化程度越高。在《日本地方自治法》修改前，自治事务包括公共事务、团体委任事务、行政事务三类。

最后，即便在单一制国家，绝大多数与政治、经济统一性无关的管理权力也应当下放给较低层级的政治主体，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提高治理效能。政治性事务需要结合国情进行具体分析，但至少涉及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事项一般由中央立法规定。这十分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并间接造成我国地方立法机关倾向于重复上位法规定，却不愿自主创新的局面。也即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所有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共同构成经济体系的整体。不过，实际上，国会通过《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大大扩张了联邦立法的权力，从而对州的立法权形成限制。假如地方政府因为外溢效应的存在不愿供给某项公共产品，则可以不行使有关该事务的立法权，但这并不排除其未来仍有立法的可能性。

严格来说，政府介入这些活动会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二、立法权分配的制度实践 立法权在不同层级间如何分配是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相似地，在卫生类规范中，如果地方立法要求政府提供疫苗接种服务，这就属于服务供给类条文。（五）在无负外部性事务中区分涉重要权益事务与非涉重要权益事务 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为维护中央权威，应由中央立法规定较为严重的剥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

但这种模式需要单行法规定完整且细致，在当前阶段，我国各领域立法尚难达到此种程度。由此，《美国宪法》通过反面列举的方式，为各州留下了较为广阔的权力空间。

特别是刑事制度和司法制度更是被《立法法》第9条规定为法律绝对保留事项。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没有必要设置央地共同立法事务，凡不属于只能由中央立法的事项，都应归类为地方性事务。许多地方的土政策故意提高针对外地产品的准入门槛和技术标准，令其难以进入本地市场或与本地产品相比丧失价格优势。[xiv] 作为单一制国家的日本，专门制定了调整央地关系的《日本地方自治法》。

当前，我国立法中没有条文规定剩余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在实践中，地方性事务的判断也并无清晰的边界可供遵循。[xix]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中法行终字第116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行初字第94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终字第433号行政判决书。

因此，明确地方性事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对认定下位法是否抵触上位法有十分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民法、刑法、诉讼法、税法、国际私法等部门的得分也都在5分以上，这代表它们内部也具有较高的同质性。

由于此概念的含义未得到清楚界定，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长期以来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2）判断该条文是否为服务供给类事务，若是，则为地方性事务，若不是，则进入下一步。[xxii]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xvii]参见汝思思：《央地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法治建构方法——以日本行政事权划分制度为中心的探讨》，《法学家》2019年第3期。因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能做到在所有的问题上完全实现法制统一，而只能实现在部分关键领域中的统一。

若制定目的与可能的客观效果冲突，则应当以客观效果作为归类依据。而非服务供给类条文则包括但不限于对权属、标准以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手段的规定，更多体现为权属界定或秩序维护等功能。

市场统一与开放对国家整体以及具有要素优势的地区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基本条件，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四、事务性质的分类与地方性事务认定的阶梯模式 上述分配权限的概念框架仍然显得较为宏观。

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地方性事务具有厘定地方立法适合的存在范围、解决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辅助解释不抵触概念等多方面的功能。至于中央统一领导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解释指出：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最高立法机关，只有地方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法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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